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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泡沫、贫富差距 这届获奖的经济学家都在关注啥?

2018年07月11日 20:50:05  来源:中新经纬
 
   (吴亦涵)近日,孙冶方金融创新奖第三届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行。此次孙冶方金融创新奖一共评选出7件获奖作品,其中包括1件著作奖、3件中文论文奖和3件英文论文奖。 获奖作品代表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院长吴晓灵合影 中新经纬吴亦涵摄   孙冶方金融创新奖的评选,旨在促进中国金融学科的建设,提高金融理论的研究水平,促进金融实务的探索和创新。那么,此次获奖的经济学家们,都关注了哪些金融问题,提出了什么有趣的观点?   林毅夫:发展中小银行,有利于金融业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作为英文论文《Banking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的获奖者,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的研究团队采用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银行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林毅夫在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 中新经纬吴亦涵摄   该论文根据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甚至有时候二者之间关系为负。林毅夫表示,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配置中存在严重的资金配置扭曲,导致信贷资金没有配置给经济中有效率的部门和企业。   林毅夫认为,而造成这种扭曲的原因是中国银行一直由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所主导。而目前,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普遍还是在于规模相对比较少,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上面。但是一方面,这样的小企业难以从国家型的大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四大银行是国有银行,信贷资源更多地流向国有企业,从而导致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支柱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得不到充分的金融支持。   林毅夫表示,一般来说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对于小企业更为了解,也更容易向其提供金融支持。上述论文在对1999年-2007年,30个省份的28个制造业数据进行统计研究之后证实了这一观点。   该论文发现,在中国,中小银行市场份额更高的省份,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速度更快。林毅夫指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金融结构应该适应于实体结构,未来中国有必要加快对地区性的中小银行的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实体经济。   陈凯迹:中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三大因素   英文获奖论文《The Great Housing Boom of China》关注了长期繁荣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美国埃默里大学副教授(终身教授)、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研究员陈凯迹在演讲中指出,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平均房价就一直以将近两倍于国民收入的速度飙升,房价所带来的丰厚资本回报,使房产脱离了用来居住的属性,成为投机和操作的对象,其结果也就是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里面流出,进入到房地产,也导致了近年来实体经济制造业的持续低迷。 陈凯迹在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 中新经纬吴亦涵摄   陈凯迹称,其团队在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典型特征进行研究之后,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形成有三大因素:中国因此前人口红利所带来的高资本回报率开始下降;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对资本外流的控制;中国土地的稀缺性,以及相关土地政策。   陈凯迹具体解释称,当高资本的回报率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下降的时候,那么企业和居民对其他资产,比如房地产的需求将急剧上升,而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又导致了资本回报率下降时市场出现所谓的“资产荒”,也就是可投资的优质资产缺失和流动性泛滥的一个局面。这为房地产泡沫在经济转型时期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此外,中国土地的稀缺性和城市建设用地的有限供给,使投资者容易对房价形成上涨预期,在该预期的诱导下,企业家在资本回报率尚处于高位时,便积极进军于房地产,进行投机性投资,从而导致了资金的脱实向虚。   陈凯迹表示,从长期来看,为了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使资金回归实体经济,中国的经济还需从资源驱动性发展模式转型至创新驱动性发展模式,而这一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深化宏观经济若干领域的结构性改革。   吴卫星:金融市场或让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家庭财富不平等会自我放大吗?——基于家庭财务杠杆的分析》的获奖论文关注的是家庭财富不平等的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吴卫星在演讲中说:“对于资本性的收入不均等,我们有一个比喻,当我们在赛跑的时候,有的人跑的快一点,有的人跑的慢一点,都还在可以追赶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有人拿跑车来赛跑,哪怕别人再怎么努力,也跑不过开跑车的人。而对于家庭财富来说,金融市场可能起到的就是跑车的作用,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吴卫星在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 中新经纬吴亦涵摄   吴卫星团队在对一些家庭的资产结构进行调查统计之后,发现家庭财富在投资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越富有的家庭,其投资组合的收益率会越高;   2、在承担同样风险的情况下,越富有的家庭投资获得的收益也会越高;   3、从贷款的成本来看,越富有的家庭贷款成本越低。因为越富有的家庭更容易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而越穷的家庭则更多从亲戚朋友,或民间金融机构中获得,其借款的成本更高。   4、从经营差异率来看(投资的收益-借款的成本),越富有的家庭经营差异率越高。   5、越富有的家庭,越愿意去听取投资的建议。   吴卫星指出,对于金融市场的这种不平等,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创新会解决这一问题,但实际上金融理财产品是一个很简单的创新,“从前的银行理财产品也是谁都能买,但往往使用这些理财产品的,更多的还是富有的家庭。”   “当然,还有一些金融创新的产品,可能对确实能给一些成熟的投资者来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如果它的面扩张得太大,可能也会导致一些底层投资者上当受骗,那么这些金融创新产品到底是不是要受到更严格的监管,是未来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吴卫星说道。   朱宁:过度担保带来的金融风险   作为此次孙冶方金融创新奖唯一著作奖的获得者,《刚性泡沫》的作者——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泛海金融讲系教授朱宁则担忧政府的过度担保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朱宁在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 中新经纬吴亦涵摄   他认为,在当下或者过去5年里面,来自政府的过度担保诱发了大量的不应该发生的投资和投机活动,导致了某些资产类别,特别是房地产类别,出现了非常极端的投资投机活动,令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因为有大量的投资者认为自己冒了风险,出了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及其他相关人士的过错,会有别人替他的投资买单。”   朱宁表示,这种过度的政府担保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政策和理念的担保。如政府对于经济增速的担保,让许多投资者认为要保证经济高速发展,就一定要使用或者依赖房地产行业的推动,因此房地产一定会增长。   第二是流动性的担保。中国在过去30、40年之内很幸运地错开了流动性瓶颈的限制,同时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刺激,这或者诱发了更多的投资和投机活动。而这种投资和投机活动,有可能在当前造成一定的金融风险。   第三是在投资产品和投资策略上面的担保。如在云南泛亚贵金属交易所出现问题之后,投资者蒙受了损失,便自发地在中国证监会门前的这种抗议行为。但事实上交易所跟证监会监管没有任何关系,这说明不少投资者认为投资就应该是没有风险的,一旦有了风险和问题,所有的责任、压力和风险,都应该由政府来承担。   朱宁认为,这种担保在过去30、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中长期看,过度担保有可能扭曲了所有经济参与者,从政府到监管者地到企业、到个人的风险偏好,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冒了越来越多他不可能承受的风险。   朱宁同时也指出,如今政府已经在减少对流动性和投资产品方面的担保做出了一些努力,在他看来,未来一系列的金融体系的改革、财税体系的改革、社会和法制的改革,都会帮助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也能够让投资者真正做到对一个投资产品或者对一个项目做到买者自负、卖者有责。
(责编: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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